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若瑟·玛利·阿米奥(Joseph Maric Amiot),是民族音乐学历史中真正的先驱,是第一位全面写作有关中国音乐的权威性文章的欧洲人。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在北京居住的那些年代里,他对中国音乐文献研究之深...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若瑟·玛利·阿米奥(Joseph Maric Amiot),是民族音乐学历史中真正的先驱,是第一位全面写作有关中国音乐的权威性文章的欧洲人。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在北京居住的那些年代里,他对中国音乐文献研究之深,在外国人士中也是史无前例的。他的著作曾立即产生持久的影响,这在以后研究中国音乐的学术界中是显而易见的。 阿米奥研究中国音乐的主要著作《论中国古代和现代音乐》(Mémoire sa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c modernes),1779年在巴黎出版,1780年重印。他的一些其它短小文章也付印过,但还有许多并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一篇对上述著作的补遗。在这篇补遗中,他提供了新的材料,并且答复了法国评论家们对他的评论。 本文旨在重点论述阿米奥在古代文化中关于毕达哥拉斯定律法(Pythagorean tuning)起源的争论中的作用。这场争论是由于让——菲力普·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在《实用音乐辞典》(Code de musique practique)中,以阿米奥早期手稿为依据,错误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定律法所引起的。后来,其他18世纪认为毕达哥拉斯定律法起源于希腊、埃 及和中国的理论家让——亚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德尼斯·狄德罗(DenisDiderot)。展开更多
文摘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若瑟·玛利·阿米奥(Joseph Maric Amiot),是民族音乐学历史中真正的先驱,是第一位全面写作有关中国音乐的权威性文章的欧洲人。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在北京居住的那些年代里,他对中国音乐文献研究之深,在外国人士中也是史无前例的。他的著作曾立即产生持久的影响,这在以后研究中国音乐的学术界中是显而易见的。 阿米奥研究中国音乐的主要著作《论中国古代和现代音乐》(Mémoire sa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c modernes),1779年在巴黎出版,1780年重印。他的一些其它短小文章也付印过,但还有许多并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一篇对上述著作的补遗。在这篇补遗中,他提供了新的材料,并且答复了法国评论家们对他的评论。 本文旨在重点论述阿米奥在古代文化中关于毕达哥拉斯定律法(Pythagorean tuning)起源的争论中的作用。这场争论是由于让——菲力普·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在《实用音乐辞典》(Code de musique practique)中,以阿米奥早期手稿为依据,错误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定律法所引起的。后来,其他18世纪认为毕达哥拉斯定律法起源于希腊、埃 及和中国的理论家让——亚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德尼斯·狄德罗(DenisDider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