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赫尔曼·柯亨发表《斯宾诺莎论国家和宗教、犹太教与基督教》一文,控诉斯宾诺莎犯下从人的角度看不可饶恕的背叛。十年之后,这篇文章收入《犹太教文集》(1924)中出版。施特劳斯随即在《犹太人月刊》上发文谴责柯亨诉诸斯宾...1915年,赫尔曼·柯亨发表《斯宾诺莎论国家和宗教、犹太教与基督教》一文,控诉斯宾诺莎犯下从人的角度看不可饶恕的背叛。十年之后,这篇文章收入《犹太教文集》(1924)中出版。施特劳斯随即在《犹太人月刊》上发文谴责柯亨诉诸斯宾诺莎与犹太教关联的做法。施特劳斯认为,柯亨的指控受到民族情感和护教兴趣的蒙蔽,因而未能充分留意斯宾诺莎写作时所屈从的那种严峻的紧迫情势,从而无法如其所是地理解斯宾诺莎的圣经学批判。柯亨的文章与施特劳斯的驳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话,但却构成了20世纪初新-旧思维转换的重要一维:这场犹太学领域展开的思想论争,就像哲学领域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根底批判一样,成为犹太旧思(the old thinking)淡出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因此重温这段思想论争,对我们理解犹太传统的现代崛起和重估近代启蒙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导引意义,同时也为我们重估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面可供参照的镜子。展开更多
文摘1915年,赫尔曼·柯亨发表《斯宾诺莎论国家和宗教、犹太教与基督教》一文,控诉斯宾诺莎犯下从人的角度看不可饶恕的背叛。十年之后,这篇文章收入《犹太教文集》(1924)中出版。施特劳斯随即在《犹太人月刊》上发文谴责柯亨诉诸斯宾诺莎与犹太教关联的做法。施特劳斯认为,柯亨的指控受到民族情感和护教兴趣的蒙蔽,因而未能充分留意斯宾诺莎写作时所屈从的那种严峻的紧迫情势,从而无法如其所是地理解斯宾诺莎的圣经学批判。柯亨的文章与施特劳斯的驳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话,但却构成了20世纪初新-旧思维转换的重要一维:这场犹太学领域展开的思想论争,就像哲学领域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根底批判一样,成为犹太旧思(the old thinking)淡出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因此重温这段思想论争,对我们理解犹太传统的现代崛起和重估近代启蒙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导引意义,同时也为我们重估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面可供参照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