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献给1981年秋天在太原认识的山西朋友们的。它本来用英文写、在第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的。那时恰逢 Hellmut Wilhelm 教授六十五岁大庆,应邀刊在华裔学者纪念wilhelm 博士特刊上。过去没有机会请山西朋友们指正。这次...这篇文章是献给1981年秋天在太原认识的山西朋友们的。它本来用英文写、在第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的。那时恰逢 Hellmut Wilhelm 教授六十五岁大庆,应邀刊在华裔学者纪念wilhelm 博士特刊上。过去没有机会请山西朋友们指正。这次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给与本文作者访晋的机会,就把该文内容修订一下,于1981年9月23日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山西省语言学会、山西方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报告。现在承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温端政先生等朋友们的帮助,用汉语重新改写,刊在这里作为中日友好、学术交流的纪念。作者在这里对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王守贤所长和会上多次赐教的孟维智先生等山西朋友们的热情和友谊衷心地表示谢意。展开更多
文摘这篇文章是献给1981年秋天在太原认识的山西朋友们的。它本来用英文写、在第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的。那时恰逢 Hellmut Wilhelm 教授六十五岁大庆,应邀刊在华裔学者纪念wilhelm 博士特刊上。过去没有机会请山西朋友们指正。这次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给与本文作者访晋的机会,就把该文内容修订一下,于1981年9月23日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山西省语言学会、山西方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报告。现在承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温端政先生等朋友们的帮助,用汉语重新改写,刊在这里作为中日友好、学术交流的纪念。作者在这里对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王守贤所长和会上多次赐教的孟维智先生等山西朋友们的热情和友谊衷心地表示谢意。
